苗圃

规范(norm)指向常态(the normal)，常态与规范都是被创设的，而在宪法时刻是可以创设规范的。

[11]从国家赔偿法与侵权责任法之间的联系来看，前三类学说下的国家赔偿责任或多或少都还保留有侵权责任的矫正正义底色，而在国家责任统一说中，国家赔偿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联则被完全斩断。[14]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刑事赔偿和司法赔偿在相当大程度上发挥着损失补偿制度的功能。

我们不能一面坚持赔偿的道德可责难性，严格区分违法—赔偿、合法—补偿，一面却要求国家赔偿不加区分地覆盖本应属于补偿的救济范围，这种所谓的多元归责体系无疑是自相矛盾的。[47] 此外，另一项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也涉及第三人侵权的责任形态问题，只有当第三人民事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的，才能判决公安机关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26]可以说，从国家赔偿带有道德上的可责难性这一点来理解，这一决定的说理逻辑是无可厚非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行政法学肇始于清末的赴日研习法政运动，彼时，日本对行政上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就已经以违法或合法来区分。综合归责原则说主张在坚持违法归责主导的前提下，引入其他归责原则作为例外和补充。

除非将违法的概念理解为对人类正义理念的悖反，否则合法的行为在引起损害时，同样有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可责难性。[3] 参见朱新力、余军：《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实证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23)其中前三个要素与宪法变动的构成要素类似，第四个要素则是使宪法发展区别于其他宪法变动的关键要素。

(25)陈端洪：《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宪法发展规律是对既往的和正在进行的宪法发展经验的高度总结，是基于宪法自身特性，在众多宪法发展方向和趋势基础上概括出来的。(13)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3页。我国宪法修改严格遵循了宪法设定的规范和长期形成的惯例，同时学者建议应完善宪法解释的制度规范，(45)使宪法解释有章可循，这样宪法修改程序与宪法解释程序共同形成我国宪法发展的规范体系。

同时，公报强调宪法修改要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这一重大命题，要求注重从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上思考问题，而理论界对于宪法发展规律的研究还较为缺乏。(22)根据我国实际，在重大政治场合，需要对宪法及其修正案实质内容进行评判，如我国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并逐步形成一套评判的话语。

我国宪法也不例外，其立足于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断发展完善，其日益明显的中国特色正是这种多样性的体现。各国宪法发展的普遍趋势，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普遍承认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这些价值构成现代宪法的基石，也是各国宪法发展的目标。(48)刘连泰：《论修宪行为的评价》，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3期。若评价为负，就构成宪法发展的对立面即宪法失败(constitutional failure)。

参见[日]阿部照哉等编著。(18) 前提二：宪法是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相结合、相统一的产物(19)，因而影响宪法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除法律的和客观的因素外，还有政治的和主观的因素。虽然我国宪法按照独特方式发展，但只要其更加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可以说没有打破世界宪法发展的统一性。注释： ①该公报三次提到宪法发展规律，指出我国宪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这是我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一条基本规律。

这种规律应当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种客观的不凭个人意志改变的规律。人民政协通过了这一提议。

(34)《王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摘要)》，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7日，第6版。(43)参见谢维雁：《我国宪法修改原则论析》，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

宪法变动通过不同的形态来消解与事实的紧张关系，最终目的是赋予事实以正当、有效性。(2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开篇即提出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点明了宪法发展的事实要素和意志要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2期。采取规范与事实二分立场的学者认为，规范不能用事实来证成，(36)仅具备事实要素(如耶利内克)或意志要素(如施密特)的宪法变动，还不具有规范效力，否则宪法就沦为事实上的权力关系(37)和纯粹决断(38)的产物。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不能以其他国家宪法为标准来要求中国宪法删除某些条款。除人民意志这一普遍意志要素外，不同国家的宪法变动发展，还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意志要素。

(35)参见李晓波、吴家清：《德国和美国宪法变迁比较分析》，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7期。前者是基本要求，后者是进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页。④ 为克服形式主义宪法观对于宪法变动方式解释上的不足，需要采取一种实质主义宪法观。

后者仅指非正式的宪法变动即宪法的无形修改，且只强调其变的方式而未强调变的方向。(38)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9页。

(50)参见叶险明：《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此外，宪法修改和解释规则的制定，往往从属于制宪权，也被认为专属于人民。(24)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学(中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规范(norm)指向常态(the normal)，常态与规范都是被创设的，而在宪法时刻是可以创设规范的。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随后，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全面修宪建议。前提三：宪法发展以宪法变动的合宪性为首要前提和形式要求，以合规律性为实质要求和终极追求。

(32)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准备立宪。从宪法发展的客观性角度来看，宪法发展就是宪法适应性不断增强的过程，随着宪法逐步完善，将会更加注重其稳定性和自主性，不断提升宪法权威。

宪法是保障人权之法，宪法的内在要求最主要的就是人权和权利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权利发展的社会事实。能引起宪法变动的宪法事实，往往与宪法时刻有关。

(四)宪法发展的多元评判标准 根据前提四，宪法变动后，评判宪法变动的实质内容是否优良，是否构成宪法发展，需要一套评判标准。宪法规范的稳定性与社会现实的恒动性(14)之间的矛盾是宪法变动的首要原因，也是宪法发展的起点。前提四：作为对宪法变动的一种评价，宪法发展预设了特定的评判标准。宪法发展既要立足国内实践的发展，又必须关注世界各国宪法发展，顺应现代宪法发展的普遍趋势，合理借鉴人类宪法文明的共同成果。

其一，宪法是关于主权归属和权力运行的规则，是民主事实的法律化，因而宪法的发展必须致力于明确主权结构，严格规范国家权力，切实保障公民权利。(44)参见苗连营、陈建：《社会变革与宪法发展——兼论我国宪法的修改方略》，载《法治社会》2018年第1期。

②因宪法现象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当把宪法视为政治事实时，便产生了实质主义的宪法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学。(二)宪法发展的内在约束：宪法发展规律 实质主义宪法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宪法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阿克曼提出了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用来泛指社会变革被宪法化的时刻。(53)参见柳建龙：《论宪法漏洞的填补》，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1期。